富士康“十二跳”之后的反思
5月26日，就在郭臺銘駕臨富士康深圳廠區的當晚，第“十二跳”還是發生了。
其時，郭臺銘開放了富士康廠區，以一種少有的透明姿態，向外界展示其神秘的王國；他鞠躬道歉還召開了座談會，與專家、與社會各界，探討面臨的窘境和企業存在的問題；深圳市的領導，也赴富士康進行調研；深圳市的相關職能部門，也先后介入調查，并提出了各種解決建議，這些不能不說是積極的舉措，卻仍未能阻止第十二跳的極端之舉，仍未能給那些絕望的生命，帶來生的希望和活下去的理由。而相關人員和部門的積極介入，與絕望的生命之間，也好似形成讓人無言的觀望——那個籠罩于富士康的詛咒，真的能在這些積極的干預下，找到解脫的密碼嗎？
四個月之內十二跳，十死二重傷，無論從哪個角度，都徹底沖垮了人們慣常的思維和心理底線。而在各界不斷探尋事件原因和尋求解決之道的急切之中，不妨說，其實也無奈地隱含了之于未來可能的不自信。這種不自信，來源于找不到明顯原由的無所適從，也來源于看似找到了原由卻遠水難解近渴的焦灼。
在對富士康接連發生跳樓事件的分析中，大體否定了富士康是“血汗工廠”的認識，不僅郭臺銘否認這種不假思索的習慣性界定，就連媒體“臥底”暗訪的結論，也很難支持這種認識。相反，這些接二連三的報道，卻給我們勾勒了一個不那么血汗，反而顯得很人性的富士康。的確，只要不是無視現實，我們應該承認，更加的血腥和更加不堪的“血汗”，無處不在地廁身于我們周圍，其中的許許多多，根本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絕非畏畏縮縮隱身于角落。
但是，盡管富士康與固定語境下的“血汗工廠”不能同日而語，大量的信息披露依然使人們產生這樣的印象，富士康的模式，還是一種“血汗”模式——在制造業的最低端，精細、嚴格甚至苛刻的管理，將有血有肉、有愛有恨之人異化為智能的機器，甚至，僅僅是機器上的一個根本無需動腦的零件——而相關的針對防止墜樓的應對，也圍繞此展開。心理疏導、關愛組織、構建溝通渠道，乃至在宿舍窗戶上加裝防護網，都在陸續施行，可雖然這些都是緊急應對的必然之舉，人們卻依然有理由表達懷疑，人性化的干預措施即便能夠持續，它們是否有能力改變制造業最低端普遍的產業運行模式？
在對富士康事件的反思中，其實人們已經注意到，將活生生的人塑造成機器甚至機器上的一個零件，也許是跳樓頻發的一個相對明顯的誘因；而導致此誘因的，則是“世界工廠”產業分工下，中國低端制造業極為普遍的產業現實。于是，如若改變這種無法忍受且利潤低廉的產業模式，只能寄希望于產業升級?？筛鼮轱@而易見的現實則是，就目前而言，這種想法真的是現實的嗎？
可以斷言，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，各種殘酷的“血汗工廠”以及如富士康這樣看上去不那么“血汗”的工廠，依然會存在而且有一大堆存在的理由；臨時應急以及持續的心理輔導和社會關愛措施，也依然是盡力解決問題的首選。但現實世界的殘酷一面卻在于，機器一般地被安排、被生存，如螞蟻一樣的希望和命運，已然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習以為常的階層形態。而且，這樣的階層形態，有固化和封閉化的趨勢。有關“蟻族”的調查顯示，“蟻族”中的八成，來自于“窮二代”，反映出嚴酷而讓人絕望的“代際壁壘”。
富士康所發生的悲劇，我相信從技術角度，難以找到富士康的硬傷；我更傾向于認為，這樣的大悲哀，源自世界產業鏈條最低端的苛酷現實。這不是富士康獨力所能解決，甚至，也不是社會和政府的緊急應對所能解決。給人以生活工作的樂趣和希望，不僅是對于富士康的吁求，更是之于現實的期盼。